张爱玲是才华横溢，身性高冷之人，她一生很少主动去接近什么人，但胡适却是个例外。她和胡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家，一个专攻文学创作，是天才的小说家；一个从事文化研究，是著名的文化学者。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北大任教，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他亦是文章大家，对中国的考据学造诣颇深。
张爱玲少女时代就如饥似渴地读过《胡适文存》。她也是读了胡适的考证以后，才去读的《醒世因缘》和《海上花列传》。胡适的文字、观念、学识和学养对张爱玲有着极其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张爱玲曾经在报纸上见过胡适卸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回国的大幅照片：英姿飒爽，西装革履，笑容满面。
张爱玲对胡适这位文化前辈、这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谦谦君子充满了敬仰。他们都是中华民国风华绝代、名声鹊起的人物，但二人真正的交往是在他们先后离开大陆、前往美国之后。
1955年秋天，张爱玲抵达纽约不久，就去拜访了也居住在此地的胡适先生。在此之前，张爱玲在香港时就与胡适有过书信往来。
1954年，张爱玲寄了本小说《秧歌》给胡适，希望得到这位文学前辈的指点。胡适把小说仔仔细细看了两遍，在回信中，他高度称赞了张爱玲小说的精彩动人之处，并指出行文上一些小小的疏漏，且极其谦逊地说：“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会做文艺创作的人胡说，请你不要见笑。”张爱玲非常感动，所以她抵美后急切地想要见到自己的偶像，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
张爱玲是不善交际之人，初次拜访，她拉上了好友炎樱同往。炎樱是活跃的锡南女子，她的俏皮开朗得到了胡适及其夫人江冬秀的喜欢。此时的胡适已经64岁了，穿着长衫，不像多年前报纸上看到的那样年轻，但依旧温文尔雅。
胡适是1949年4月抵达美国的，他拒绝了一位资本家为他开设的高薪讲座，而选择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担任没有任何优待的馆长，拿着低额的工资。该图书馆藏有大量的中国古典书籍，他可以潜心学术研究，继续完成对《水经注》的考证。
胡适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民主，把钱财看得很淡，平时无甚积蓄。在美国，雇不起佣人，自己学会了做家务，是一个“老来穷”。然而，他乐观豁达，对学术仍然孜孜以求。
那天，在胡适的公寓里，看着先生温和慈祥的面容，喝茶玻璃杯里的绿茶，听着胡适夫妇与炎樱用国语吃力而有趣的交谈，张爱玲有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
张爱玲第一次拜访胡适，只是礼节性的，第二次则有了更深的交流。张爱玲第二次拜访胡适是单独前往，谈话的地点由客厅转到了书房。胡适的书房里有一整面墙全是书架，高及屋顶，但没多少书，全是一叠一叠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的露出一截纸，大概是考证《水经注》的材料。张爱玲看着都心悸。
胡适体现了一个长者的慈祥与关怀。他问张爱玲在纽约看书方不方便，并建议她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
他还谈到他父亲胡传认识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胡传三十多岁，还只是个秀才，后来因为张佩纶写引荐信给钦差大臣吴大澂，他才得到重用，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的。
胡传是知恩图报的人，胡适也是。他对张爱玲极为关心，同情她只身飘落海外、无依无靠的处境。他视她为朋友，为亲人，为忘年的知己。
他还谈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张爱玲自然理解他的意思，却无言以对。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了个话题。
张爱玲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跟胡适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的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
胡适了悟当时中国的一切，张爱玲在他面前，有一种照镜子的洞然。这对一个在大时代变更中受尽诘难、误解、否定而被迫漂零异国、满腹伤痛的女子，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慰藉。
在这次见面之后不久便是感恩节，胡适怕张爱玲一个人寂寞，特意打电话约她去吃中国馆子。刚好那天张爱玲随炎樱到一个美国人女人家里吃饭回来，路上伤了风，身体不适，所以婉拒了。
最让张爱玲感动的是，有一日胡适竟然不顾严寒跑去她的住处看她。当时张爱玲住在一个和难民营差不多的女子宿舍里，胡适的造访让她既惊喜又窘迫。她请他在一个公用餐客厅里坐，里面黑洞洞的。她无可奈何地笑着，对胡适先生表示歉意，但胡适很有修养，直赞这个地方好。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离开时张爱玲送胡适到大门口，两人站在台阶上说话。冷风从远方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看得怔住了。望着严严实实裹着围巾、脖子缩在半旧黑大衣里、肩背厚实的胡适先生，张爱玲也怔住了。此刻，她的偶像，她的神明，离她这样近，是这样衰老而亲切。
“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这是张爱玲的散文《忆胡适之》中的句子，写得极其隐晦而深邃。这是胡适这位文坛老将与张爱玲这位后起之秀惺惺相惜的时刻，他们的微笑和发怔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心灵交汇，是一种强烈的精神共鸣。
无论他们有多大的年龄差异、兴趣差异、贡献大小的差异，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现代中国崇尚自由、具有独立人格的文人！
＂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彼时彼刻，在他们曾经无比热爱、无比熟悉的土地上，正进行着一系列粗暴的、非理性的、席卷一切的政治运动，整个民族陷入一种狂热的癔症里，难以自拔。
这一老一少是少有的清醒者，他们预估自己与那潮流难以融洽，又无力改变，所以选择了远走异国他乡。
面对沧桑苦难的国家命运、民族深重的灾难、人们的疾苦、文化的坍塌、个人的飘零，他们是悲痛的、悲悯的，同时也是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
他们一直崇尚民主与自由，追求真正的人格独立，然而这一切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是惨遭打压的，他们的私人生活也颇受诟病。张爱玲被骂为“汉奸前妻”、＂大东亚共荣圈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大将，为当时教育、思想、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学术界培养出罗尔纲、傅斯年、吴建雄这样顶级的人才，却备受批判。建国后，大家一起反对胡适，却根本不知道在反一些什么。
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贡献，要等到若干年之后，才能被国人正视，这是何等的悲哀与寂寞。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只能望着异国的河流久久地发怔。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精神父亲——胡适之先生，有一种深深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身世飘零之感。
之后，张爱玲为生计而辗转美国各地，胡适1958年去了台湾，二人再无交集。
后来，张爱玲在报纸上看到胡适逝世的噩耗，内心惘惘。她写道：“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这样的文字已经超越了世俗的悲欢，是一份真正的懂得，是一种日月可鉴的怀念与肝胆相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