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文革初期我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记文革初期我》的文章，对于文革初的我也只写了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参加红卫兵的，没有涉及半点派性问题，因为那个时期还没有分成派，写的确是亲身经历，完全是符合实际的，没必要去瞎编乱造。

可有个別的人，也许是因常给别人泼脏水习惯了，他自然进行胡乱地瞎喷，实在没喷的理由就用文章里偶尔岀现了个别错字，进大做文章，他以为伤害得了我，很不好意思，我大度，从不与小人计较，早已对喷子是不屑一顾了。个别错字也毫不影响我文章所表达的意思，别人能看得懂我文章的思想观点及立场，这就够了。

我是高二在校学生，在那个环境中，每个同学都参加了适合自观点的红卫兵组织，有些纯属是跟潮流跟某个人而参加，并认为参加红卫兵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既然是学生，必须服从学校的指令，还能有它选择的余地吗？在当时参加运动就如同是上课，难道你不去积极参加？对于我们平时都表现好的学生，更是应该积极响应而无二话了。

在当时的氛围，可以说没有谁他不参加的，连家庭岀身成份不好的同学，开始想参加表现一下自己还不大可能。自从红卫兵组织内部分裂为两大派以后，由于保组的血统论影响是不接受他们参加，后来也只好参加从原来红卫兵组织分裂出来的新生造反派组织，表示他们也积极在参加运动，也不会让别人瞧不起，却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后来的气氛与结局，认为就这样搞一下就完事，继续上课考大学。

文化大革命的总趋势是文的开始武的结束，正因为在造反中容纳了一些地富反坏子女，有一些以前在反右扩大化中被内定为右派但无结论的教师，还有一些在四清运动受冤枉为四不清干部，他们有冤无处申，也只有用造反来洗清冤屈，他们都是小心翼翼地参加到造反派外围的组织之中。

这些作为当时的政治环境，自然就成了紅色保派的把炳，认为造派队伍不纯，按照首都红卫兵初期血统论“只准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造派组织在有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成了翻天派，反革命组织，为后来的不测埋下了伏笔，比如被地方错误地镇反打成反革命，保组织头头扇动大批农民配合进城围剿，抓所谓的反革命份子，双方站据点使武斗的不断升级。

我们万县地区的文革在全国都算表现得上不但十分特殊而复杂，并且还残酷，这些自由研究历史的人來评判那段历史，我不好细说，也只作介绍不做评论。我只说我自己，文革初期参加了红卫兵，后又卷入了造反派，曾参加了大辩论，特别是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批判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谬论。

因出头露面，被保组视为造反派积极分子，在那段称为红色恐怖的一个多月日子，年青十八岁的我，没遭到学校任何指责不什么是，却遭到一些农村不明真相的农民梱绑，消毒，批斗，但没有事实依据，只凭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也没有我怎么样。

要说，文革中除了参加过写大字报大辩论，躲过武斗，没有參加武斗，但我在文革中同样是受害者，因为我也同样挨过捆，挨过斗，但我对那些整过我的人，文革武斗结束后，我懂政策并有一颗善良的心，我没有报复过任何一个人，相反他们因搞武斗失败外逃，被外地来支援万县的民兵抓获，从危难中我们把他们担保出来，口头说是交本地处理，实际上是还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他们对我的以德报怨之举是万万没想到的。

我们公社有点持殊，曾斗批公社书记的不是造派，反到是保派，迫害地富反坏右的也是他们，进城围剿所谓反革命的还是他们。我等却当上了救过公社书记的好人，因此，后来各个清查运动，我和几个战友都清白，没受任何影响，文革三年后却被公社领导们一致优先推荐，走出农村参加工作。

回想出来工作的几个同学，现都已光荣退休，还健在，比我的养老金还高许多。他们有的曾当校长就是我，有的干过县级法院副院长，交通局长，公社书记，公社武装部长，县级人大副主任，还有曾在珍宝岛参战转业后分到地委机关任党委书记的等等，都是曾参加过紅卫兵造字号的一些学生。

又回看在运动中，在我们公社曾假称也是造反派的农村骨干份子们，本来公社书是个大好人，非常艰苦朴素没什么问题，他们却没有事实根据地硬要狠批公社书记及干部，不留余地，后来三结合书记还是书记。十分积极的保组织骨干，当年跳得再高，一个也没调出去，农民还是农民，因做了伤天害理之事，基本上死得光光，基本上是因癌症而死。

报应，一切都是报应，在文革中无论哪派，有不怀好意的坏人，也有执行政策讲良心的好人，因此，我们对参加文革两大派，无论哪派都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以个人恩怨出发认定哪派都全是坏人，哪一派全都人好人，这样的作结论未免太绝对化了。